關於 TVBS 事件的專業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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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資不重要 本國公司就合法


陳長文／法學教授（台北市）

行政院長謝長廷表示，ＴＶＢＳ百分之五十三股份的東方彩視，只有一個法人股東，根本無法講出哪一塊錢資本是本國人的，「它就是完全外資。」新聞局長姚文智進一步表示，東方彩視董事都代表百慕達公司，資本都是外資，董事長也是外國人，「不叫外資，叫什麼資？」這樣的說法，牽涉了幾個法律概念的混淆，必須澄清。

首先，ＴＶＢＳ是「完全外資」，並非精確的法律用語，行政院應是指在ＴＶＢＳ已股份百分之百都是「外國人直接持有」之意。依我國衛星廣播電視法第十條：「外國人直接持有衛星廣播電視事業之股份，應低於該事業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五十。」依此認知，ＴＶＢＳ違法。

然而，政府對東方彩視的諸多指控，最多也只能導出「東方彩視」是「百分之百外國人直接持有股份的公司」，卻不能在法律上導出ＴＶＢＳ是一個百分之百外國人直接持有股份的公司。因為依我國法律，只要「東方彩視」是本國公司，那麼ＴＶＢＳ的設立就沒有違法。

那麼東方彩視是不是本國公司呢？依我國公司法第四條，「外國公司」的定義為：「本法所稱外國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外國法律組織登記，並經中華民國政府認許，在中華民國境內營業之公司。」由此可知，只要是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我國公司法組織成立之社團法人，就屬「本國公司」，也就是法律上的「本國人」（依民法，人分為自然人與法人，皆具有法律上人格）。

公司法上的條件，並不包括對股東國籍、外國人持股比例的限制，亦即我國係以形式條件（成立所依據的法律）而非實質條件（股東或董事國籍）來判斷公司國籍。換言之，即使東方彩視的股東百分之百是外國人或外國公司，只要其依據我國公司法成立，即是本國公司。

因此，東方彩視說不出哪一塊錢資本是本國人的，並不等於ＴＶＢＳ說不出哪一塊錢資本是本國人的，ＴＶＢＳ在法律上可以大聲地說：「該公司百分之五十三是由本國公司東方彩視所持有！」其資本結構並不違法至明。更何況，廣電法第十條還特別地限定「直接」兩字，明確排除了「外國人間接持股」的情形。這也是國民黨馬英九主席對本案評論：「什麼資不重要」的原因，因為ＴＶＢＳ的資本結構並不因東方彩視的資本結構如何，而有違法問題。謝揆將馬主席的話解讀為「這個法律不用遵守」，當屬誤會。

或許有人會覺得這樣的法律似乎不合理。的確，在立法技術上，是有可能制定、加入所謂的「真實連繫」的條款，以實質控制作為規範基礎。然而，一方面這樣的規範可能會造成跨國資本流通的障礙以及認定的困難；二方面，現狀的法律既是如此特別規定，基於法律的安定性與信賴保護的原則，ＴＶＢＳ既然合法，其權益就應受到保障。

筆者並不打算以此苛責謝揆或新聞局長，後者並不是法律人（則不該扮演法律人的角色），而前者雖是法律人，但「法律」牽繁涉廣，既專且深，即令法律人也不可能盡為通曉，因此謝揆在法律判斷上犯錯，實有可諒。然而，這也正好點出了制度層面的缺失，正因為領導人並非「法律全能」，政府部門實須建立「法律守門人」機制，負責統合各部門的法制人員，結合成精密的法律資訊網，為政府的政策、作為、言論發表進行法律把關。否則類此錯援法律而害私權，或者類似不久前公然違法修改航發會章程侵於公益等情事，將一再重複。

【2005/11/02 聯合報】

國民黨史觀

馬英九自選上黨主席，就多次提到重新建構國民黨的價值論述。這次他在中時的投書，目的相當明確。

事實上如何描述甚至解釋這段歷史，正是台灣政治的權力根基。國民黨執政時是一個樣子，民進黨執政時又是另一套。就當前情況來看，執政的民進黨似乎掌握了歷史的正當性，而這正是馬英九企圖挑戰的。至於真相如何，對草民如我而言則是渾沌不清。如果有空，該以做學問的態度去好好研究才是。

【台灣光復60週年】

紀念台灣光復一甲子
重溫先賢典範 再造台灣精神

馬英九


為了紀念台灣光復60周年，從九月起，我們在國民黨中央黨部左右外牆上掛上台灣抗日先賢的巨像，並將以連續更替的方式延續下去，他們是蔣渭水、李友邦、羅福星、莫那魯道、林獻堂、連雅堂、賴和、張我軍、楊逵…等等前輩。

他們代表了日據時代台灣精神的開創者，為我們所景仰，由我們所繼承。英挺的形象輝映著凱達格蘭大道，猶如台灣歷史的左右門神，保護著過去的血汗事蹟免受扭曲和污衊，也激發著我們在各種混亂的價值中堅持史實與正義，並且以無比的信心帶領台灣航向正確的方向。回首百年，無論是滬尾的砲聲、八卦山的搏鬥、吧哖的哭嚎、霧社的出草，都已進入我們的血液，形塑我們的歷史人格。因此，在光復節的這一天，我們有必要重溫典範，再造時代精神。

乙未戰爭的史詩

一八九四年的台灣，儘管劉銘傳的近代化事業成績斐然，但清朝統治者仍沉溺於深宮鎖事，不知東鄰的日本已成氣候。甲午一戰，海陸兩軍皆潰，朝廷手足失措。問題並非出在武器的性能，也無關官兵的鬥志，而是在統治者的自大、愚昧和盲目。隔年下關春帆樓的談判中，日本提出強割遼東與台灣，同時派出軍艦占領澎湖，造成既定事實。割台議起，無論是京城和台灣都出現激烈的反對聲浪，在京為官的台灣人聯名疾呼不可，康有為更聯合台灣舉人緊急上書皇帝，他在那篇著名的聲明中嚴正指出：「何以為棄台民即散天下也？天下以為吾戴朝廷，而朝廷可棄民，即可棄我，一旦有事，次第割棄，終難保為大清國之也。民心也離，將有土崩瓦解之患。」

康有為的警告未為朝廷昏庸之輩所識，16年後預言成真，曾經威震一時的大清王朝瞬間土崩瓦解，可見人心向背決定天下大勢，割台即亡國之說乃真知灼見。此後，當中國大陸走向救亡圖存的艱辛道路的時候，台灣人民也步入漫長的抗爭歲月。乙未戰爭，近衛師團大舉南下，台灣與大陸的情況如出一轍；在上者一心只想保命，聞風而逃，在下者卻修牆築堡，揭竿抵抗。台北城輕易陷落加深了日軍對台灣人的輕蔑之心，然而當他們向南推進時，也見識到真正的台灣人。從桃竹苗的客家村莊，到八卦山和彰化的激戰，日軍才發現低估了對手，需要停止腳步，全盤檢討作戰計畫，並且由日本大舉增兵，最後再分三路圍攻台南，由嘉義至台南的交戰鄉鎮盡成焦土，台南最後城陷，不過日軍也吃足了苦頭。其傷亡遠超過在遼東的戰場。在這一仗中，苗栗銅鑼灣的吳湯興、頭份的徐驤、新竹北埔的姜紹祖、鹿港的許肇清、雲林的簡精華等抗日軍領袖以及更多無名的英雄氣壯山河，流芳千古。

台灣前輩領導國民革命

前人血灑家園，令作為子孫的我們感念不已，然而那只是漫長抗爭歷史的序幕。表面上，台灣被迫與大陸分離，實際上兩者的生命之旅從未切割，兩岸志士仁人始終相互支援，並肩作戰。日本據台的第二年，興中會即在台灣成立分會，台灣前輩不僅反抗日本統治，同時直接參與國民革命，因為在打倒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目標上，台灣和大陸並不存在界線。從這裡，我們又看見了前輩們英勇無懼的身影：林薇閣、楊心如、陳愁菊、羅福星、翁俊明、周斥牛、蔣渭水、賴和、杜聰明…等人。台灣的抗爭已脫離「台灣民主國」的「永清」的旗號，而是與孫中山、黃興等人合為一體，台灣前輩不僅是國民革命的參與者，更是國民革命的第一代領導者，即使以民間宗教凝聚人心的台南人余清芳也是受了辛亥革命的鼓舞，在其19年的起義聲明中說：「倭賊猖狂、造罪彌天、侵犯台疆，苦害生靈，刻剝膏脂…今我中國南陵、天生明聖之君，英賢之臣，文有經天濟世之才、武有安邦定國之志。」余清芳繼承的是朱一貴、林爽文等反清者的復明思想，類似的精神號召孫中山也曾在革命初期提出過，可見兩者的精神脈絡何其一致，等到中華民國走向穩定的發展之路，台灣前輩更是齊頭並進。一九二七年蔣渭水等成立台灣民眾黨，刻意將黨旗設計得與中華民國國旗十分相似，如此當民眾黨旗幟在全島飄揚時，精神上彷彿日本殖民當局已經「莎喲娜啦」了。三年七個月後，老羞成怒的總督府下令查封了民眾黨，並宣布其理由為：「（民眾黨）最近的行動，如鴉片問題的讒誣，霧社事件的揭發、仿效青天白日旗製作黨旗、對中華民國的追慕、漸漸露骨地表現出民族反抗的民族運動；而始政紀念日的反對，稱讚中華民國急速整頓之甚於日本維新，所使用的不遜而驕傲的言論，益暴露出民族自決主義者的企圖。」看完總督府嚴厲的批判文詞，我們對於身為台灣人真感無比的驕傲。在精明的「總督大人」的眼中，台灣本土政治運動的本質，正是不折不扣的中華民國建國運動。那些稱中華民國為「外來政權」的人似乎並不熟悉這一段台灣歷史，不了解台灣前輩本來就中華民國的締造者、推動者和捍衛者。

反殖漫長的心靈戰爭

儘管如此，肉體的反抗易，心靈的自主難，後者需要好幾代人的建設成績始能達致。這裡需要深入探討：人類歷史上，殖民主義在一個時期裡占有優勢，有其必然的原因，殖民者不僅船堅砲利，也發展出較高的生產技術和管理方法，近代殖民主義覆蓋過的區域同時也會出現嶄新的城市容貌、進步的運輸通信系統以及完善的教育制度；然而殖民主義最終仍被歷史無情地唾棄與淘汰，其因何在？因為殖民建設外表的亮麗是建立在殘酷剝削和壓制的基礎上，殖民者告訴被殖民人民，只有心甘情願地接受殖民統治，他們才能進入現代化之林，才能享有高人一等的生活。這是一場出賣靈魂的交易，如果後殖民者擁抱了這種思想，不但不會以被宰制為恥，甚至以扮演附庸為榮，回頭過來瞧不起自己的同胞。此外，殖民主義也否定了被殖民人民以自己的雙手完成現代化建設的可能，所以殖民政策必然伴隨著民族歧視政策，形之於外的就是肆無忌憚的資源剝奪，明目張膽的種族壓迫以及殘酷無情的血腥殺戮。這就清楚地解釋了為何當日本殖民當局帶來種種近代化物質文明的同時，也以超乎想像的野蠻手段在台南縣和中部原住民山鄉大肆燒殺。

不過，我們也必須認識到，只要被殖民者未能以具體的建設證明自己的能力時，殖民者對自己所作所為，將永遠振振有詞，將永遠不怕找不到怯懦的附和者。可以說，二戰前後的歷史就是人類反抗殖民主義的歷史，這是一代接著一代的長期奮鬥。在亞洲，韓國的李承晚在海外延續「三、一革命」、菲律賓的荷西黎殺以詩歌喚醒民族靈魂、印度的甘地脫下了英國紳士的西裝展開非暴力反抗，越南的胡志明拿起武器走入叢林，印尼的蘇卡諾同時與英、荷軍作戰；馬來西亞的東姑阿都拉曼在倫敦談判桌上據理力爭，新加坡的李光耀則在列強夾擊中脫穎而出。而我們的台灣，反殖民主義的首席戰將無疑是手創文化協會和民眾黨的蔣渭水。儘管這些英雄豪傑抗爭手段殊異，但都有一個共同點，即絕不接受「沒有殖民者就沒有建設」的謊言；相反地；他們以及他們的繼承者都在精神教育和具體建設成績上反擊這種殖民者灌注的卑微的虛榮感。在這點上，我們應該學習韓國人的精神。客觀上，他們持續了日本殖民建設的基礎，並且努力追趕，今天僅以日本人口及土地面積三分之一的幅員在電子工業、體育、流行文化等領域上與日本並駕齊驅，甚至部份超前。韓國年輕人說：「沒有日本殖民，我們會建設地更好！」我們的年輕人有同樣的自信和抱負嗎？如果我們沒有，憑什麼可以創造耀眼的建設成績？因此，如何看待殖民歷史實際上是被殖民者及其後代主觀精神力量的自我檢驗，一旦失敗，將永遠沉淪至自卑、盲目、投機不定以及永遠落後於人的悲哀。

「二、二八」不是台獨運動

事實上，台灣光復以後，我們就是以這種認知來建設台灣，發展中華民國。一九四七年初爆發的「二、二八事件」是重大的悲劇，問題出在政府施政的失敗，導致台灣和大陸失業嚴重，社會不平，官逼民反的事件不斷發生，不斷升高，最後演變成遍地烽火的革命。緊接著中華民國政府遷台，世界陷入東西兩陣營熱戰和冷戰的局面，戰爭爆發在朝鮮半島、越南、柬埔寨等地，為了確保政治和軍事的安全，台灣出現了「白色恐怖」時代，政府嚴厲鎮壓共產黨地下組織、左翼人士以至於一般的異議人士。「二、二八事件」源於當局施政失敗，「白色恐怖」則是錯誤地將國際局勢延伸至國內，都是人權的嚴重污點。今天我們不但要以具體行動反省，也要教育下一代要永遠記取教訓。同時，我們也應認識到，無論是「二、二八事件」或「白色恐怖」性質都不是台獨運動，也不是「反抗外來政權」和「族群衝突」。「二、二八事件」中，具有普遍代表性的處理委員會發表的《告全國同胞書》中即指出：「…我們同是黃帝的子孫、漢民族，國家政治的好壞，每個國民都有責任…，大家拿出愛國的熱忱，我們很誠意的歡迎各省同胞的幫忙…。」而「二、二八」最後一役「烏牛欄戰役」的領導人謝雪紅一年多後在北京出席了中共的建政大典，這算是「族群衝突」嗎？至於「白色恐怖」的許多倖存者今天更轉化為左翼的社會主義組織，其反台獨的鮮明立場更是無人可及，所謂「反抗外來政權」的說法更是對那一個時代抗爭者的非常不公平的。

今天我們面對歷史事實，必須勇敢地指出，台獨思想真正起源於對土地改革的不滿。為了避免台灣爆發共產革命，一九五○年起政府強力實施土地改革政策，將農民由幾百年桎梏中解放出來，許多地主接受了這個苦澀的義務，但也有不少地主心懷不滿，而他們正是日據殖民統治的最大受益者。台大政治系許介麟教授對此有深入的研究，他指出早期台獨的倡導者多是被分掉田地的地主。公平地說，擁有土地並非罪惡，許多地主也是辛苦數代才有日後的成果，一些知名地主也參與了抗日運動，我們對地主的損失感到歉意，但是，為了建立公義的社會，為了避免中國大陸地主被殺戮或掃地出門的悲劇在台灣重演，溫和分田政策實際上是保護了地主，讓台灣社會維持了最大程度的團結。事實證明，它創造了一個人人擁有平等發展機會的希望年代，為了日後的經濟繁榮和政治民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阿扁總統經常以自己由三級貧戶的兒子當上總統的故事勉勵年輕人，其實這正是百年台灣歷史的縮影。阿扁的祖先於清朝康熙年間由福建詔安來台，身份是貧農，阿扁之前已有六代，始終都是貧農，可見剝削的社會階級結構會造成貧困的遺傳。如果日據殖民建設是如同一些人形容的那麼美好，為何阿扁的祖父輩無法分享？為何始終是目無識丁、三餐不繼的佃農？日本在台灣的殖民建設重點即在農業，為了提供帝國糧食所需，在嘉南平原建立了完善的水利灌溉系統，然而像阿扁的父祖輩那樣的嘉南平原的貧農又得到了什麼？他們的悲憐處境可曾有絲毫改變？毫無疑問，阿扁這一代人的機會來自於光復後的土地改革，家庭的收入快速增加，阿扁也可以利用國民黨系統的農會提供的獎學金在學業上努力上進，成就日後事業。問題是，今天阿扁總統能否提供今天台灣年輕一代他所曾享有的公平機會，還是把他們推回日據時代父祖輩的悲苦境遇？

機會平等與自立自強

「機會平等」是國民黨政府留給台灣最大的社會資產，在兩岸風雨飄搖的時代，台灣經濟穩定地發展，不是依賴少數的大型企業，而是讓成千上萬沒有任何家世背景的年輕人，憑著認真打拚的精神，以及追求個人幸福的渴望，成為專業人士、經理人以及中小型工商業者，他們共同創造了台灣的經濟奇蹟，也分享了成長的甜美果實。我們的政策是務實進取的，光復初期，台灣的經濟延續過去日據時代殖民地經濟的結構，將農產品銷往日本賺取外匯，這是過度時期的作法，不過短短十餘年間，我們就擺脫了這結構；日據時代，我們從來沒有能力輸往日本任何工業製品，民國七十年代，我們的輕工業產品不僅輸出日本，更銷往全世界；日據時代，殖民當局最多只讓我們學習裝配飛機的技術以支援日本帝國的戰爭，現在我們不僅能裝配飛機，還能製造汽車、輪船、電腦，並在一些高科技產品的世界排行榜上把日本擠下；日據時代，我們派出的嘉農棒球隊在日本甲子園得到亞軍，使日本棒壇引為奇恥大辱。光復後我們的三級棒球曾在二十年間輕易地擊敗日本的全國聯隊，以致日本球界也「習慣」了這樣的結果；在震天價響的加油聲中，年輕一代的台灣人的民族自豪感達到了顛峰，日據時代被殖民當局強加的自卑感的枷鎖，終於被我們用具體的工作成果解放了。到了民國八十年代，我們以電子工業為主導的產業結構終於直接與世界頂尖的科技力量掛勾，徹底擺脫對日本的依賴。

無庸置疑，蔣經國總統主政時期是台灣歷史上的黃金時期，我們在經濟成長中發展出自己的技術能力，同時在「亞洲四小龍」中貧富差距最小。此外，我們的影、視、歌流行文化獨步華人社會，欣欣向榮，當我們仰望青天白日國旗、高唱著國歌的時候，內心充滿著毫不造做的榮譽與驕傲。這些傲人的成就同時也開拓了社會視野，啟迪了民智，最後衝擊了我們的政治參與和決策體系。

中華民國的民主實踐

中華民國成立的目的就在於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政府。孫中山的民權主義追求的是建立現代民主政治，而真正的民主政治包含了政黨輪替，不可能有永遠的執政黨。這意味著，雖然國民黨是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不過邏輯上，中華民國民主政治的成功必然體現在國民黨在某一個時間點因和平選舉而下野，又在另一個時間點因和平選舉而重新執政。我們必須認清當前問題的性質，並且以成熟的態度來實踐這個歷史過程。民國八十年代末期，國民黨面對嚴厲的挑戰，半世紀的執政創造許多奇蹟，也累積了不少問題，民眾要的是不斷的進步，而不是只對既有成績發出讚歎。過去，社會大眾由貧窮脫身即可滿足，如今我們卻面對了大批的分眾，不同的利益需求、不同的生命記憶、不同的權力生態等等。我們的民主政治體系必須能夠關照到各個分眾的利益，協調彼此紛爭矛盾，在均勢中建立最大的共識，以追求持續的進步。這絕非單一權力就能駕御的局面，而是需要細緻的政治和社會工程，包括充分的新聞與言論自由，獨立性強的社會團體、決策體系的透明化以及政黨本身的民主化，我們可以在較短的時間制定各種法律和規定，不過卻需要較長的時間來培養法治文化。

確立真實的台灣歷史

民國八十九年，國民黨在總統選舉中下野了，失敗的原因是長年的執政造成了腐化的弊端，黨內機制未能跟上民主化的腳步，使得黨對外部的應變能力減弱，未能滿足人民的期待，終至在選舉中失敗。二○○四年國民黨捲土重來，雖然在兩顆子彈的效應下，國民黨該贏未贏。不過，民進黨得票數的增加，也顯示了國民黨雖然做了大幅的改革，但改革的廣度與深度還可加強，我們還需要展現更大的魄力的意志。現在可以肯定地說，國民黨正迅速重整，確立我們的歷史角色和任務，全力實現重新執政，以實踐台灣的歷史正義，建立正常成熟的民主社會。在此，我們要向執政者提出以下很基本的問題和挑戰：

一、有些人要以「台灣正名」來推動「去中國化」，問題是，一六八四年清廷改「東寧」為「台灣」，設台灣府，大量引入閩粵移民，這是「台灣」作為島嶼名稱的來源，也才有「台灣人」的稱謂；換言之，無論就歷史根源和文化意涵，「台灣」都是十足中國化的名稱，如何以「台灣正名」達到去中國化的目的？

二、每一個時代人民的奮鬥過程都會產生一些領導人物，作為其意見和意志的代表，國民黨已清楚地陳列出自己繼承了哪些台灣前輩，並充分解釋從過去到今天一貫的奮鬥脈絡。既然民進黨宣稱他們代表台灣人四百年的夢想，那麼也請民進黨清楚說明台灣光復以前哪些前輩為他們所崇拜，以及他們言行如何傳承到民進黨當前的政治主張。「人民」不是空泛抽象的名詞，而是一個又一個奮鬥的具體事蹟。民進黨不能一方面稱自己代表了四百年的歷史，另一方面又說不出自己究竟繼承哪些具體的人物。這種史觀只是虛擬出來，或只是在特定歷史時期的幻覺，禁不起事實的考驗。

三、「吧哖事件」是日據時代最大規模的抗暴事件，也是日本司法史上最大的醜聞（一次判決八百多個死刑，後在日本國內輿論壓力下減少至一百多），這是台南縣貧農階級反抗殖民剝削壯烈的事蹟，然而今天玉井的吧哖紀念公園卻殘破不堪，淹沒於荒煙蔓草之中，民進黨對此表現出近乎冷酷的沉默，同理，在日本投降六十周年的今天，為何民進黨拋頭顱、灑熱血、爭取自由的台灣先人沒有隻字片語的感謝？這是什麼樣的「本土意識」和「台灣主體性」？

回到郭雨新的胸懷視野

公平的說，民進黨早期的奮鬥對台灣的民主有重大的貢獻，他們有著民主的理想，樸素的鄉土感情，以及要求台灣自救自保的主張，使得民進黨成為一股清新的改革力量；然而同時應該強調的是，民進黨所尊崇的前輩如郭雨新、郭國基、余登發、黃信介等先生都不是台獨主張者；遺憾的是，民進黨並沒有繼承其寬廣的視野和胸懷，反而一步步走向否定真實的台灣歷史，趨向虛無空想的錯誤。既然民進黨能否定了真實的台灣歷史，當然更可以假裝中國大陸不存在，其結果就是民進黨執政後向人民承諾的內政外交的美景樣樣落空，執政者又沒有勇氣把真相告訴支持者，結果權力的存在只為了權力本身，其性質迅速惡化墮落，展現於外的就是令人瞠目結舌的貪瀆、擴權、濫權、恐嚇媒體等等。許多蔑視法律、罔顧程序的政治行為都美其名為「改革」，過去被民進黨批判的腐敗事物如今成了愛不釋手的珍寶。甚至，在台灣貧窮人口急速增加的此時，民進黨竟說出世界上沒有一個民主政黨敢說的「永續執政」。近來出現了「新民進黨運動」，站在全民的利益角度，我們樂觀其成，不過我們懷疑這項運動是否能觸及當前執政弊端的根源，及建立在虛構歷史的權力無法應付台灣真實的生存挑戰。我們相信，民進黨終將回到郭雨新、余登發、黃信介等諸位前輩的胸懷視野，然而這主要不是依靠民進黨本身的自省，而是依賴民主政治的正常運作── 政黨輪替。

創造理性和法治的文明

民主政治權力相互制衡的設計，其哲學上的認識與實踐即是，權力是無法自我約束的，因為權力的自我約束往往需要更大的權力，結果必然造成更嚴重的腐化，共產黨就是顯著的例子。權力的自省與自新只能在另一權力的制衡和替代之下完成。這正是國民黨當前所肩負的重大使命，我們期待二○○八年重新執政，並非為了權力本身，而是實踐台灣民主建設的必然過程，我們會以審慎謙遜的態度確保每一個作法符合我們的價值主張。首先，我們要肯定台灣的歷史，確認台灣前輩領導國民革命，捍衛中華民國的史實，並在這個歷史脈絡中持續百年的民主奮鬥。今天中國大陸和世界局勢較之冷戰時期已有重大的改變，我們的作法會跟著調整，但中心思想不會動搖。即使日據時代，兩岸人民即已相互支援，因此，今天在平等的基礎上，我們從大陸賺取資源壯大台灣，也是理直氣壯的，而我們也將主動提供大陸寶貴的民主發展經驗，事實上，今天我們所進行的一切都是在展現民主經驗的得與失，都在不斷地總結、修正以及再總結。我們將尊重法律，理性問政，重視專業調查研究，凡事提證據講道理，以爭取民眾的信賴，並迫使執政者遵循民主的行為準則。在理性和法治的文明中，台灣將重現活躍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取得內部的和諧和國際競爭力，同時也使大陸人民更加認識和珍惜寶島的一切。

在紀念台灣光復60周年的今天，我們感念先人無私的奉獻，對台灣未來懷抱著無比的信心，相信就如百年來我們同舟共濟，克服難關，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奇蹟，台灣的明天一定會更好。

（作者為國民黨黨主席）